电影病理学与现代电影理论转型(3)
电影病理学以电影银幕上呈现的疾病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阐发其产生原因、发病机制及其治疗与转归同影片中角色的境遇、电影导演的创作意图/心态以至于同时期的社会心理状态之间的关联。
电影疾病的产生是一个由社会疾病到导演疾病再到角色疾病的移置和压缩的过程:从社会群体到导演,再从导演到演员与影片中的人物角色,疾病的承受主体经历了一系列递转,最后展现在银幕上的疾病是多重主体阐释的结果。电影当中出现的疾病无一例外都是隐喻,都是在现实中无法找到与之对应的具体所指,但几乎每个社会个体都具有某种所指特征的能指。电影疾病的产生有深刻的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原因,与影片创作的社会背景,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及个人经历,影片中人物身份、生存境遇都有很大关联。可以说,电影中的疾病既是角色的疾病,亦是导演的疾病,同时也是对社会现状的深刻反思,抛开任何一个层次的主体,都不可能得到完整的阐释和解读。
电影疾病的发病机制则比较纯粹,它集中体现于影像之中,伴随疾病而来的是片中人物从生活到事业、从躯体到精神的困顿。根据现有的影像资源可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种类型:肉身之累,躯体的残缺导致疾病承受主体失去正常人的生活,经受着他者歧视和自我否定的折磨与心灵挣扎;生存焦虑,由生存焦虑引发的身份迷失和生命失重成为疾病电影表现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为精神疾病主体难以解释的异常行为和迷乱失衡的精神状态;异化认同,“人具有一种普遍的本性,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总是向外在的心像去寻找自己统一的整体形象和人格,并把它误认为自我,从而疯狂地争夺它的主人性”[4]52;病与罪,疾病与犯罪相互重叠而产生了一段交接地带,这些电影探讨人性的双面性,揭示了人性的阴暗面。
电影疾病的治疗与转归则是一个由角色治疗到导演治疗再到社会治疗的解压和回溯的过程。电影疾病从社会现实中来,必然会对社会现实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实际上,电影治疗已经开始为心理治疗师和精神分析学家所发现并应用于治疗实践。现在,艺术治疗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绘画、雕塑领域,电影治疗刚刚肇始,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电影艺术吸收借鉴了姊妹艺术的长处,集时间与空间为一体,融视觉与听觉于同一欣赏过程之中,拥有庞大的群体基础,这就使得它比其他艺术形式更能调动起受众的参与程度,与受众建立起互动性较高的主客体关系。因而,电影其实是最有优势的艺术治疗形式。从电影作品的创作到已完成的电影作品本身,再到电影作品的接受与反馈,这三个阶段对于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治疗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电影病理学并不摒弃或排斥电影精神分析理论,恰恰相反,电影精神分析学可以说是电影病理学体系下既有的重要成果,是电影病理学研究的锐利工具。
三、电影病理学与现代电影理论转型
电影病理学的诞生得益于现代电影理论转型的语境。“按照西方电影理论界的看法,从安德烈·巴赞的电影理论问世起,传统的电影理论开始向现代电影理论转折,克拉考尔和让·米特里的著作推动了这一转折,而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则标志着西方现代电影理论的改观。”[5]92堪称电影病理学首部著作的《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即是由推动电影理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所作。在当时传统电影理论仍然占据主流的情况下,这一著作受到广泛争议和强烈质疑,长期以来未能得到理论界应有的重视。作为电影病理学重要研究手段的电影精神分析学更是直接脱胎于第一电影符号学的演进形态,即第二电影符号学。
与传统电影理论注重影像与现实关系的研究维度不同,现代电影理论将视点投向了影像与主体的关系。疾病是主体的生存表征,依赖于主体而存在,如果没有对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影像主体的发现与凸显,对电影疾病的研究将会是无稽之谈。另外,电影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是现代电影理论迥异于传统电影理论的重要特征,诸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等成熟形态的学科理论大大增强了电影理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电影本体心理学者梅内盖蒂首先是一位心理治疗家,在其本体心理学理论体系形成之后,他将视线投至电影领域,发现了电影与本体心理学结合的可能并将这种可能付诸实践。他的著作和思想是电影病理学研究的宝贵资源,现代电影的开放性使得电影学与病理学这两个看似不着边际的学科实现了联姻。
文章来源:《诊断病理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dblxzz.cn/qikandaodu/2021/0223/3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