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电影中的视觉景观恰切地反映了本雅明“视像无意识”的重要性：以一种强烈的记录性与直观性的电影拍摄，采用强化的摄影技术，去探索关于中国生态与环境现状的“被无意识地穿透的空间”。这种真实电影创造了真实的“生态形象”的有力画面：从被异化的黄土地到恶魔般的黄河，从被压抑的太行山到被肢解的三峡，从无所适从的苏州河到致癌性的淡水河，激发了对令人震惊的中国严峻的生态现实的尖锐意识。这些生态形象尽管是以片段的、零星的视角来表现，但还是传达了关键性的瞬间：伤痕累累而依然承载着“生态无意识”的梦想，渴望一个绿色清新的世界。例如，《黄土地》中对绿化的向往，《苏州河》结尾叙事者盼望有一条干净的河流，“清澈，有鱼在游”。

对劳伦斯·布依尔来说，生态无意识——他称之为“环境无意识”，融合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段义孚的“恋地情结”、西奥多·罗斯扎克的“生态无意识”与米切尔·托马肖的“生态身份”——能够提供一种“想象力”，使环境敏感性能揭露迄今为止看不见的心理感知现实与杂乱的环境。生态无意识产生了一种反权威的艺术实践，关注主流的环境逻辑，在具有历史效力的形象中发人深省。总之，生态无意识将我们与亲切而熟悉的家园重新联系起来，即一个有着纯净、充足而安全的水源的世界——山青水秀。

从黄屏到绿屏

《黄土地》以其铺天盖地的黄色，制造了一个被陌生化的“疏离、遥远、他者性”的景观，震惊了世界。如果说“黄屏”标志着一个生态退化的地球，起因是对生态系统人类中心论式的滥用与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式的开发；那么“绿屏”不仅带代表着生态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区位主义，还代表着影片关注生态不公、生态全景敞视与物种主义的环境与生态行动主义。“绿屏”宣扬了“水流域意识”(watershed consciousness)与“毒性意识”(toxic consciousness)，亦即武装当代环境与生态运动的两项基本观念。

已成为“当代生物区位主义最流行的定义性格式塔”的“水流域意识，提倡一种以地域为基础、对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生态理解，鼓励对资源丰富的地球采取一种跨区视野。作为家园意识的一种强化形式，它涉及平民的“生态社会性”参与，即保护土地、土壤、植被与水资源。正如我们在这些影片里看到的，中国的水域正在经受后毛泽东经济腾飞时代最严重的危机。胡勘平与余晓钢观察到：

“中国的江河流域正处于危机之中——缺水，严重污染，水生态系统受到鼠目寸光的大坝及其它建设工程的威胁。在中国，危及江河健康的因素不仅有快速的经济增长，还有分散而各行其是的政府官僚机构，以及加大环境法实施力度的公众参与的有限渠道。中国对江河流域缺乏可持续的管理，不仅危及水生态系统的健康，也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构成了威胁。

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和推广中心（绿色流域）呼吁对中国江河流域有更多的公众参与、个人责任与可持续管理。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与环保主义者胡杰的《沉默的怒江》，即是热情参与的一例。在这部纪录片中，胡杰就正在建设的大坝对怒江流域的居民进行了采访，从而转达了民间对生态不公的强烈反对。

“毒性意识”使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化学、人造污染物的危险性产生警觉。大自然不应被看做是一个只为人类发展服务的“持续的仓库”。自然资源实际上是可能被用完的，而非取之不竭，其富饶不过是一种幻象。“当生态崩溃的紧迫性成为公众意识与个人想象的一部分，毒性意识”能提供“对文化与自然、文化与环境已经变化的关系的洞察”。

作为净化的水

在戴思杰的影片《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2）的结尾一幕里，小提琴家马剑铃多年后从法国回到中国寻找其迷人的“女神”——开启了他浪漫激情之旅的小裁缝，观看关于三峡地区将被淹没的新闻录像。水激起了马剑铃的回忆，开启了一扇通往洪水前的纯真世界的神秘之门。在那个世界里，他动情地拉着小提琴，而他的朋友罗明则为小裁缝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水下的世界缝合了错位的时间裂隙，故而马剑铃能梦见与他青年时代的“女神”在水下摄人心魄的重逢。这个结尾是如此的美妙，我们甚至觉得：水下的生活比水上的生活更真实、更快乐。实际上，水下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个人、集体的历史与回忆的宝库。对那些被生态错置及无所归属的人来说，它往往具有恢复与疗伤的能力。回归于水是一种被压抑者的回归，一种回归原初生态系统的恢复旅程。在此过程中，生命的重生成为可能。

文章来源：《诊断病理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dblxzz.cn/qikandaodu/2021/0223/385.html